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這篇文章，劉先生特別記述父親歷經日本殖民與在大東亞戰爭前往海南島的經歷，從個人視角提供了日本在台殖民的歷史片段，以及二戰後國民黨接收後如何對待台人的問題，從具體而微的事件中，描繪出了劉先生父親對於被殖民者次人一等的批判與對底層人民的關懷。
我的父親是漳州系、母親是泉州系閩南移民的後代。在台灣到我這一代，大概也就是經過七、八代人光景。我曾經打開過家裡大廳神桌上面的「公媽牌位」，裡面有塊木牌子寫上我的祖父、還有曾祖父往上不到四代人的姓名，估計也是到我祖父那一輩人，經濟條件比較穩定了，才有心思去構建「族譜」。但是觀察木板上書寫的人名，極其潦草，而且明顯粗鄙不堪。例如祖父名字是劉鼻（流鼻涕），曾祖父名字是劉乞丐（老乞丐）。這反映當初「唐山過台灣」的「羅漢腳們」的文化水平。而從祖父倒數三代以上，有的祖先人名也說不清楚了。直接就是保留空白！不過，我們家族有一句話卻代代流傳記憶到我這輩人，不敢忘本：「咱的故鄉就在福建漳州城東門外車路口往北20里」。
其實渡海來台的移民們，除了明鄭貴胄跟蔣家遺虐那種「外來政權」的既得利益階級之外，大部分的先民我們家族一樣，絕對沒有顯赫的祖先。當年應該都是在福建老家生活不下去了，就告別列祖列宗，背上親生父母的「神主牌」，冒險渡過凶險的「黑水溝」（台灣海峽澎湖海溝），到台灣來討生活。這些無業遊民的羅漢腳，找到事做會打工，沒事幹就做乞丐或偷盜搶劫、殺人越貨。
到了我祖父這代人，他勤勞節儉又懂得經營，已經積累了快有一、二十畝的田地了。中國農民相信「有土斯有財」，有恆產才有恆心。祖父他們兢兢業業，生機勃勃，似乎頗有奔頭。祖父蓋起新的屋舍，廳堂門楣上白底藍字「彭城堂」，說明我們這個劉姓是「漢室劉」，不是「雜胡劉」。五胡十六國時代許多胡人進入中原，很多都改了漢姓，其中以姓劉、李最多，例如肥水之戰的劉曜、劉淵等。還有唐朝的李氏是鮮卑族改姓李的。所以我們閩南有句順口溜：「陳林半天下、劉李多雜種」。意思是閩南地區姓陳跟姓林的人數有一半左右，而姓劉跟姓李的，存在不少「雜胡人種」。因此漢人南渡之後，喜歡在自家門楣冠上堂號或郡望。例如陳姓堂號有潁川、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等等。姓林的堂號有西河、南安等。姓劉的堂號有彭城、沛國、弘農、河間、中山、梁都等等。【這個堂號制度，當日本人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逼迫台灣人民改日本姓氏時竟然能發揮了奇妙的作用，例如劉姓改日本姓氏「中山」跟祖先堂號一樣啊，沒有「辱沒先人」，我們的祖先受封於中山國嗎！姓李的堂號為「隴西」不能做日本姓氏，那就改成「井上」，因為《詩經》內存在「井上有李」的句子，當然也有像李登輝改姓名為「岩里正男」的，唯一能夠自圓其說的就是「岩里」的日語發音「伊娃李」還有個「李」音。】
不料甲午海戰失利，馬關條約中清朝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從1895年到1915年整整20年日本在台灣暴力征服，「剿匪戡亂」，抗日武裝基本被消滅。台灣同胞開始進入「文化抗日」的新階段。我們知道，第三世界的土著民族在抗衡殖民者強勢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時，經常回歸民族的和民俗的信仰，哪怕封建迷信、祖先崇拜也是屬於「文化抗戰」的消極戰線。日據時代，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實施「亡人之國，必先亡其史」的政策，消滅漢語文教育，鼓吹皇民化運動，甚至在台灣蓋了數十座神社，傳播神道教信仰。漢人士大夫階級組織詩社吟詠，以寄亡國之思，一般底層民眾就是靠拜祖先、拜媽祖、拜關公、拜岳飛、拜包公、閩南人拜開漳聖王、五府王爺，客家人拜三山國王及義民廟等等，持續凝聚民族香火。
大廳神桌上擺設的祖先牌位、媽祖神像還有母親、父親的照片
祖父除了讓我父親去私塾讀「漢學」，多認識漢字，瞭解中國歷史之外，他也跟耆老們共同合作，在我們永順村蓋上「王爺廟」，作為村民們聚會祭祀的中心。台灣的閩南移民，秉承唐山老家的習俗，會把故鄉的「開漳聖王廟」跟「五府王爺廟」分靈過來台灣。（唐朝福建南部發生少數民族叛亂，長安朝廷派出陳南光將軍帶領軍隊去鎮壓，然後就落地屯墾，成為閩南漢人的祖先。陳南光就是「開漳聖王」。而五府王爺則是隋朝跟唐朝期間的李、池、吳、朱、範五位將軍，在隋末唐初的混亂局勢中，護城保民、抗敵戰死，估計也是當年入閩的先民們從中原帶到閩南的信仰。）
閩南話就是七、八世紀唐朝的長安官話。我們今天用普通話朗讀唐詩，有時候既不押韻，平仄也有出入。如果你用閩南語朗誦，就完全正確。還有，唐朝翻譯的佛經，裡面的咒語發音，如果你用普通話去念，荒腔走板，但用閩南話發音，十分接近梵語發音。這個平仄的格律還可以校正唐詩語義的出入，例如「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如果你的理解是「烏鴉啼叫」就有兩個問題：一、平仄不對，二、烏鴉不會在月落時候啼叫，不合乎大自然規律。因此，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烏啼」不是「烏鴉啼叫」，而是「烏啼山」，地名也。「月亮從烏啼山那邊落下去了，嚴霜布滿了天空。」另外，「江楓」也不是「江邊的楓樹」，平仄不對，必須理解成「江楓橋那邊的漁火」才對，也合乎當地地理狀況。
父親出生於1919年，日本統治台灣已經快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日本在台灣推行日語小學教育，日本小孩讀的學校叫「小學」，台灣小孩度的叫「公學校」，教學水平不一致，報考初中錄取標準也不一致。但是父親在公學校的學習成績優異，畢業時被保送到「台中師範」。我祖父可能有些排斥日本帝國的奴化教育，也可能是中國農民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拒絕了父親進入台中師範的願望。祖父說： 「我們家那麼多土地還不夠你吃飯？」
於是父親就跟大他20多歲的同父異母的伯父一起下田幹農活。伯父非常計較，但很公平，幹活時人人平等，勞動的土地面積每人均分，父親幹不完就不准回家，繼續幹。
到了祖父年老生病快死的彌留時候，突然回光返照，跟祖母說，這個小的還是讓他出去闖闖吧。再留在家裡，會被老大磨死。於是，祖母同意，父親就在小學老師陳永珍推薦下進入台中文化書局當學徒。日據時期的行政幹部包括警察、老師等等都屬於「文官系統」，都是日本本國派遣過來的。有的幹部本質還算不錯，有良心、負責任。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多台灣同胞過了50年還有人在懷念他們的「小學老師」。
文化書局賣的都是日文書籍，價格不便宜，買書的基本上也是日本人，所以書店的服務就會提供「送貨上門」。父親作為學徒，就是跑跑腿、送送書。由於經常送書到台中郵局局長太太家裡去，時間久了經常聊天，有了感情。這位日本老太太有一天突然跟父親說，你天天這麼送書能夠有什麼前途？
於是這位熱心的老太太就介紹父親到台中郵局去當「郵務士」，就是郵差啦。當時台中州交通不發達，郵局管轄範圍很大。父親一個未滿18歲的小孩，騎著腳踏車，配送半徑超過30公里。平時雖然勞累，但還可以平安進出。一碰到刮風下雨，烏溪（大肚溪上游段）暴漲，父親還得頂著腳踏車在洪水洶湧中渡河。
日本在平定台灣最後一次「武裝叛亂」（瞧巴年事件）之後開始建設台灣，除了進行各種地理調查與社會調查之外，也著手進行全台交通網絡建設。南北縱貫線公路已經開通，日本資本引進大卡車，但欠缺本土司機人才，待遇非常優厚。父親就辭了郵差工作，去學習駕駛，不久考上大卡車執照。經常從高雄、屏東往台東來回拉貨。由於沿途沒有汽車修理店，有時候卡車拋錨了，非常麻煩。於是父親考慮之後，就去汽車修理廠當學徒，從頭學起，直到能夠把一輛大卡車拆卸重組，完全摸透大卡車結構和故障環節以及修理技術之後，才又回去開車。
工作就此比較平順，突然，有一天，父親開著大卡車從屏東潮州要趕往台東，高屏溪上有座狹長的水泥橋，僅容一個車身通過。父親的車身已經通過橋長的四分之三，這時對面開來一輛日本警察的公務車輛，硬是寸步不讓，逼迫父親把車退回橋頭，「禮讓」警車先過。這麼蠻橫的日本警察作風，讓父親痛定思痛，思考未來怎麼個「活法」才能出人頭地。
於是父親又把大卡車司機工作辭掉，考進日本警察學校去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監獄）去當「教化部長」，就是科長級別的幹部。在監獄內照顧過不少台灣鄉親。印象最深的就是台灣文化協會的蔡惠如先生，父親尊重這位鄉長的學問道德，除了不准獄卒欺負他，還協助他與親友傳遞信息。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台灣成為日本侵略的「南進基地」。除了陸續進攻中南半島、南洋群島之外，海南島早早已經落入日軍手中。為了汲取海南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礦物寶藏，日本帝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赴瓊島建設公路、鐵路、碼頭、礦坑等等。於是台灣總督府公佈一個政策，凡是受刑人有願意去海南島「勞役報國」的，減免刑期一半：無期徒刑減為12年，有期徒刑10年變5年，6年變3年……
我父親就押送500名「志願勞役報國」的台灣囚犯坐上運輸艦，到了海南島海口港登陸。囚犯們住在集中營裡面，每天早起晚歸，修築公路。印象中，父親跑過海南島全島沿海各大據點（那時候還不是城市！），連中線穿越黎族部落的地方都去過。可能1940年代的台灣人沒人對海南島的瞭解比得上父親。海口港的豬肉價格比較便宜，拉到三亞港馬上漲價三、四倍。每個禮拜父親必須開車去三亞出差，他就「假公濟私」裝上慢慢一卡車豬肉去三亞販賣。這樣子一兩年下來，賺了巨大財富。他跟同父異母的大哥不親，就把錢統統匯給大姐代為保管。
等到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日本軍方本來要把他們帶回台灣，但是國軍接收部隊的長官卻說「台灣同胞是中國同胞，我們自己把他們送回去。」話說的很漂亮，就把他們「晾在那裡」不管了。所有的囚犯在日本投降後獲得釋放，進入無政府狀態，狂歡作樂，已經無法管控。到了農歷春節前夕，有位囚犯提議說要殺豬宰羊，好好慶祝。父親說：「我們不知道國民政府軍方什麼時候才能放行，讓我們回台灣去。所以希望大家必須省吃儉用，共度難關。」
大家也覺得有道理，以為這事就這麼過去了。沒想到，當天晚上，父親在浴室洗澡，突然有人提著武士刀，衝進澡堂，要砍殺父親。原來是那個倡議殺豬宰羊的囚犯，懷恨在心，報復來了。倉惶之中，父親奪門出逃進入熱帶叢林躲藏。到了晚上十點多，整座山到處都是火把，全體囚犯出動，要找回父親。那個企圖行刺的囚犯已經被五花大綁，準備等父親回來執行「砍頭」。（日本刑法真的會用武士刀把人頭斬首下來。）誰料這時那個囚犯腦筋恢復清醒了，居然流著眼淚跟父親說：「劉大人，我知道錯了。現在要砍頭了，我不怪你。我要先回故鄉台灣去了。我們台灣再見。」
父親一聽，頓時淚如雨下。連忙吩咐眾人不可執行，放他一馬。因為日本帝國已經戰敗投降，日本法規不可再施行。他說「大家都是台灣人，大家都保重，一起回故鄉！」
父親本質上還是一個「台灣農民」：樸實勤儉善良保守
後來我在國防部軍法處看守所坐牢的時候，遇見一位跨越兩個時代的老囚犯何能山，是偷剪電線案被判10年重刑的耄耋老人了。他從日據時代就坐牢到現在，進進出出，快60年，已經沒有親戚朋友願意管他了。我跟他比較投緣，他經常頭疼，要我請家人幫他購買「明通治痛丹」，我跟他買了十幾次送他。我也不清楚，頭痛藥那麼多種，他為什麼一定要選擇這個藥品。【現在我才搞清楚，那個西藥成分中有Epherdrine HCl（鹽酸麻黃素），吃了會過癮，會嗨得很，是「冰毒」的原料。】有一天何能山跟我聊天無意中說道，日本時代他坐牢去過海南島。我連忙問他認識不認識父親？當我告訴他父親的姓名，他立馬站起來大笑說，下次你父親來接見，不如你問他認識不認識「高砂何」。過了一個禮拜父親過來接見，我問他 「高砂何」的事情，他嚇了一跳，說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我說他在這裡呢，一起坐牢。父親一聽，悵然良久，嘆口氣說「他還在坐牢啊……」
聽「高砂何」說，父親對囚犯非常照顧，囚犯也都親近他。
這期間還有一件有趣的事。當日軍投降之後，國軍來接收了，共產黨的游擊隊也到了。瓊崖縱隊一位政委就找過父親，要他把這500人拉過去，答應給他一個團長職務。父親普通話雖不會說，但懂漢字，完全可以筆談達意。父親回答是所有經過戰亂的台灣人共同心聲：「我們是台灣人，我們只希望回去死在台灣。」
父親跟那500名台灣勞工（現在身份不是囚犯了）一直被遺忘在海南島海口的集中營裡。國軍不讓日軍遣送他們，自己也不派船運輸。這樣一直耗到第二年夏天，父親他們這批台灣人逐漸弄明白國民黨的「企業文化」了，於是父親就在鄉親當中到處張羅，給國軍指揮官準備了六把日軍手槍、兩斤黃金一起送了過去。然後他們把海口港內一艘被美軍炸沈的日本運輸艦打撈起來，底層甲板用一層水泥一層毛毯，連續七八層固定修補起來。一切準備就緒，又送給國軍港務局長兩斤黃金，才得以出港開往台灣。這艘破船走走停停，被飄到南中國海，越吹越遠。他們在海上已經沒有食物、沒有淡水三天了。突然聽到直升機的羽翼鼓蕩噪音，一看美軍直升機過來監視他們了。
他們被勒令全身脫光，用消防水槍衝擊全身上下，洗乾淨了，再噴上消毒藥水，最後登上美軍運輸艦甲板。是的，父親他們九死一生，獲救了。回到台灣基隆港，已經是1946年的12月份。
父親一回到台灣。就趕緊跑去彰化縣竹塘鄉尋找親大姐。一進入大姑家的村莊時，左右鄰里都興奮地告訴父親說，恭喜啊，你大姐幫你買了好多田地啊。父親也不疑有他。誰知道，一進入家門，姑丈就拿出兩大皮箱的日本時代的「青仔叢」（綠色百元大鈔）丟給父親說：「這些都是你從海南島寄回來的錢，我們一毛沒動，全在這裡，現在還你！」
父親無語。看看那兩皮箱，足足有兩、三百萬元的過期作廢鈔票，頓時有些茫然。他說，謝謝你們幫我保管，謝謝！然後出門，一把火把鈔票給燒掉了。
據說，戰爭末期，姑丈與姑媽拿了父親寄回來的資金買進囤積大量砂糖。台灣光復後，砂糖暴漲，他趁機就全部賣掉，賺上十倍利潤。而戰後台灣農田價格剛逢下降，他又把賣出砂糖的現金全部購買良田。於是他就成為竹塘鄉最大地主，也是彰化縣數一數二的首富。直到今天，地方選舉不分黨派的政客都要去給他拜碼頭。其實，我父親有位結拜的大哥住在台中旱溪，小時候，父親常帶我過去拜見這位大伯，他常替父親打抱不平，同時也責怪父親「不信任他」，沒把海南島賺到的錢委託他保管。
父親是從海南島回來之後才跟母親認識結婚的。據說，他要去海南島之前，有位護士曾經親手縫製了兩套內衣褲，趕來送別，說要等他回來。父親說，我們到了海外，生命朝不保夕，不敢讓你牽掛。硬是狠心拒收這份「定情禮物」。當時台灣大家都很窮困，鄉下女孩子表達情意，能夠送上親手縫製的貼身衣物，那就是「那個意思」了。看來，父親也是個硬心腸的漢子，不會拖泥帶水。
母親是彰化縣二林鎮的農村姑娘。可能小學學習不錯，日文口語很好，長得也清秀，曾經去台東的日本家庭幫傭。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他們彰化二林地區說的閩南語是泉州口音的，我們台中大肚地區說的是漳州口音。小時候，媽媽帶著我們小孩子回娘家，我看到她雙聲帶互相轉換兩種口音，非常好玩。其實漳州話跟泉州話的語匯一樣，只是發音的腔調不同，基本上可以互相瞭解。母親她很善良，慈悲，同情窮困的勞動人民。記得小時候，我們村莊有一兩個貧困戶，媽媽逢年過節都要送上食品紅包慰問他們。尤其外祖母，我到外婆家做客，親眼看見乞丐們就可以被她邀請上桌一起吃飯。特別有趣的是，很多乞丐來外婆家吃飯時，也會把他們行乞得來的糕點，拿出來送給我吃。我的確吃過很多乞丐要來的好東西，這在今天變得有些不可思議。但是我同情窮人，願意跟窮人站在一起的「階級立場」，可能從小就有遺傳基因。
階級立場讓我們去行動去革命──台灣人民解放陣線被告在軍事法庭
（左起：戴華光、賴明烈、劉國基、鄭道君、蔡裕榮、吳恆海）
小時候經常陪母親回二林娘家，從我們大肚搭車到彰化再轉去二林，一趟就要三四個小時。車次很少，乘客擁擠。當時外婆家非常貧困，三餐大米飯供應不上。家裡種了好多番薯，做成「番薯簽」曬乾，一年四季老吃番薯簽飯。煮出來的米湯都是灰色的。那種番薯個頭很大，但不甜。不好吃。母親每次回娘家都要帶去好多東西救濟外婆跟舅舅家裡，父親也知道，默許。原先日據時代二林就是農民組合運動很激烈的地方，主要是種植白甘蔗做蔗糖。有俚語順口溜說「第一戇、種甘蔗給會社磅！」背景是說日本制糖會社收購農民甘蔗時，偷斤缺兩，欺負農民。沒想到，到了80年代，二林農民紛紛養雞下蛋，雞屎肥田種植葡萄，表哥他們一個個翻身變成千萬富翁。這個時候我們家庭因為我坐牢開始衰落，父母則長期臥病，我們家反而變成貧困戶了。
外婆跟母親他們都特別信仰媽祖。台灣每年農歷三月，媽祖神轎都會在各鄉鎮繞境遊行，如同絕大多數的閩南移民後裔，外婆、母親就會拉著我們小孩子接神轎、鑽轎底、拜媽祖。當然也有挨著村子大吃大喝。媽祖季節是台灣鄉下狂歡的嘉年華。俗稱「三月瘋媽祖」。也是外出工作的孩子們每年除了過春節必須趕回家的大日子，也是無限鄉愁的來源。
外婆喜歡來住在我們家，母親也非常歡迎孝順。記得1959年台灣中部發生「八七水災」，大水一直淹到床邊就要漫過床沿了。我們要外婆搬遷逃亡，她拒絕了。她說「如果會死，跑到哪裡都是死。如果不會死，待在家裡也絕對死不了。」
大水還沒褪去，交通還沒恢復。第二天，外公一大早就從二林走了一整天的路過來，有些路段還要潦水，甚至游泳。看到大家都還活著，老淚縱橫，跟著外婆痛哭流涕。我們村莊許多人的房子倒塌了，家裡養的雞鴨豬狗都被大水衝泡了，很多人就搬到大肚國校的永順分校的教室去避難，我也過去看看。好奇怪，面對龐大天災來臨時，就像《聖經》裡面的諾亞方舟一樣，各種生物不會互相傷害的。我看到教室門沿前面。各種蛇類排隊排成一排，沿著門檻，不敢進來，在那裡等待天災過去。沒聽說過誰被毒蛇咬了。
父親在1984年春過世，國民黨監獄不准奔喪。我在火燒島發動無限期絕食鬥爭抗議。在監獄內部眾多難友與黨外民代共同協助下，15天後終於獲准自費包機回台。我弟弟因此付出新台幣四萬元的「飛機錢」。母親沒想到我能回家，整個人嚇傻了。
（20220708定稿於天通苑西一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