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其政府所定期發布的官方人口統計資料，這也使得高齡少子女化及其中高齡化和戰後嬰兒潮的變遷意涵，是有它進一步深究、探討之處。
誠然，長久以來，「高齡化」與「少子女化」都是處於人口結構彼此拔河的兩造對比，對此，力拔山河的結果，也讓得勝的一方，有其生養的喘息空間，像是從多生多死、多生少死到少生少死而來之人口數量的增補作用，只不過，2020年之際，台灣地區所出現總人口負成長的翻轉逆勢，也讓以往的拔河景象，淪為一方棄守和造成另一造重傷害的不堪情事，更具體地說，姑且先不去論及到健康壽命與否的平均餘命真義，當前越活越久的「高齡惡化」和越生越少之於「少子女惡化」的漸行漸遠事實，也讓人口結構、人口組成、人口內涵及其人口變遷，不再是多方力量拉扯的消長互補，而是踽踽獨行於高齡或中高齡世代之於單一、個別和特定的人口圖像勾勒。
遠地不說，扣緊2020年的16.5萬名、2021年的15.4萬名以及去年（2022年）13.9萬名的新生兒出生數，今年（2023年）全年度的新生兒要如何守住13萬名的馬其頓防線，這已經不再只是自然增減的人口數量多寡而已，而是如何放眼於就學範疇之小一、國一、高一到大一；22年之後攸關到就業範疇之社會新鮮人及其後續安居樂業、娶妻生子的整體社會運作生命週期，如此一來，漠視人口數量變化應有的超前部署，坐以待斃的全然棄守抑或是劃錯重點的提油滅火，也讓生源不足所招致產生的各級教育體制困境，成為了國家生存的重要破口所在，換言之，放眼於6年、12年、15年、18年過後，漸次羸弱的受教人口規模及其未盡成熟的經濟範疇，牽動產生的利害相關一干人等（stakeholders），又豈止於私校教職員的飯碗不保而已？准此，在這裡的論述思辨指陳出來的乃是：要如何復歸於人口學的概念常識和專業涵養，據以推動大破大立的停損設置機制，畢竟，從就學到就業的生命歷程轉折過程，現行婚、生、教、養和衛的直接斷鏈，已然對於「少子女惡化」現象，產生滾動、全面的干擾影響。
事實上，環視於當下眼前『適婚當育』之於『晚婚遲育』的反轉現象，也讓目前的中高齡世代，不再是單純複製貼上於過去父執輩的生命經驗，而是某種『爸老囝幼某嘛老』的突兀景象，換言之，超過30歲的初婚年紀以及35歲過後才擔綱的新手父母，除了是要用加快的速度來追趕落後進度外，諸如失業、疾患、離婚、所得不穩定等變異因子，成為了中高齡家庭如何得以苟延喘存的生存困境所在，如此一來，如何就其生命軌跡、生命事件、生命轉折、生命歷程早已不同於過往的這一批中高齡家庭，以找出風吹草動和家破人亡的戕害因子，那麼，現行側重於年輕世代的主流家庭思維模式，是有加以解構和重構之必要；連帶地，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簡稱為戰潮世代），最晚將於2028年之際成為法定退休的人口世代，屆時而來的養護需求及其相關的安老布建工程，直指出來：除了是嫁接於持續、動態、複雜與多樣、變異的「高齡惡化」議題現象，接踵而來的戰潮世代，也不是過往祖父母輩生命故事的如法炮製。
總之，人口統計的資料呈顯，是要有數字上可管理性的對應思考，就此而言，從「少子女惡化」、「中高齡惡化」、「高齡惡化」、「戰潮世代化」抑或「全齡老化」的後超高齡社會，台灣及其後代子民，又要如何賡續於應該要有的文化遺業，特別是世代傳承的基本職守。
（本文曾刊登於112.09.19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