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其蔡政府的任期即將結束，春秋之筆的歷史功過，自當是要有多面向的論述思考。
話說：根據審計部所公布的年度檢查報告，顯現蔡政府執政以來，透過舉債支應方式以推動所謂「特別預算」的大政府大作為，這恐有債留子孫之嫌，對於此一特別預算常態化作法，自當是有其復歸於財政、經發、社安抑或政治的多面向詰辯，但是，一項不爭的事實便是：大撒幣過後之於改善情形的「效能」及其是否划算的「效率」，便成為用以深究的考察線索，這也讓少子女化之困境、對策、成效以及預期性或非預期性後果的議題現象，成為搶救少子女化之於大撒幣措施的論述切入所在。
數據顯示，2016年蔡政府上任之際，用以搶救少子化的預算編列有新台幣150億元，其後逐年都是快速增加，甚至於到了今年（2023年）更是一舉擴增為1,088億，累計七年下來約莫已經花掉高達四千億元的預算公帑，先行不去論斷對於解決少子女化困境，所應該要有『望』（何以少生或不生之於外部的生存大環境）—『聞』（導致少生或不生之於男女的問題診斷）—『問』（細究少生或不生之於當事者的表達性需求）—『切』（思索少生或不生之於整體系統動力的資源盤點）』，及其所關乎到需求評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的方案效益評估與再設計、規劃，僅就撒幣與新生兒兩者的對應關係，2016年台灣地區新生兒有20.8萬人，去年只剩下13.8萬人，六年期間足足少掉7萬人，推估今年的整年度更有可能不到13萬人，如此一來，該項不增反而減少、少生反而不婚以及不思索人口素質反而一味強調催生量化思維的政策、方略和措施，顯現出來的是，權責機關已然處於無計可施的黔驢技窮地步。
誠然，少子女化已然蛻變成為隱含某種集體意義的整體客觀事實（holistic social fact），這也使得相關解方的對治性思考，更要有從規範性到工具性、從整體性到特定性、從綜融性到處方性，以迄於從戰略到戰術的多方性布建，就此而言，面對該項少子女化的另類國安危機，那麼，從祭出補助或津貼之「保健因子」到認知行為改變之「激勵因子」、從撒幣的單一手段到整體規劃的配套措施、從衛福本位到跨部會整合、從婚生教養衛的有效串聯到居家樂業的基本提問，更遑論還進一步涉及到早婚、遲婚、晚婚、不婚、離婚、再婚、早生、多生、少生、晚生、難生、婚生子女、未婚生子女，抑或避孕、受孕、懷孕、難孕、不孕、代孕等等「適婚當育」的命題思考，如此一來，過於將少子女化的解決對策化約成為撒幣便能有效的單一且最大的變異因素，這何嘗不是再一次地凸顯行政國家主義的失策、失能與失靈。
總之，以去年（2022年）為例，20至44歲適婚男性的未婚比率是63%，而同齡層的女性則為52%，換句話說，當全台有過半適婚或遲婚的年輕人，無意結婚以組織家庭，國家機器政府還是執意補助或津貼之類的少子女化搶救政策，這又何止於劃錯重點可以了得，這也讓關涉到少子女化困境現象的意願問題、能力問題和結構性限制問題，是要有通盤的論述思考，以此觀之，束手無策且坐以待斃的當前少子女化處境、情境、環境和困境，這應該是總統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念茲在茲之所在，更是向人民報告說明的政治責信所在。
（本文曾刊登於112.08.07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