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4總統選舉氛圍日益升溫，雖競選活動尚未正式開始，但最近以來從各種媒體報導中可以發現，雖民眾所重視的焦點，除台海危機未緩、詐騙層出不窮、出口大幅衰退、物價持續上漲、房價居高不下等議題之外，更加關心的是，經濟成長低迷之下，未來是否衝擊「薪資成長」及「所得分配」等議題，此一現象似乎與八年之前的狀況頗為類似，最後造成執政再度輪替。
依據主計總處18日公布的最新修正數字顯示，台灣今年首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年減3.31％，減幅比4月概估的-3.02％與5月初步統計的-2.87％都大，且連兩季衰退，陷入所謂「技術性衰退」陷阱。儘管第二季經濟表現已止跌反彈，該季GDP年成長率達1.36％，但全年經濟成長預測則下修至1.61％的近八年來最低。在國內、外經濟機構先後下修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的同時，其背後反映的其實是，經濟政策存在值得檢討改善之空間。
GDP盲點多，無法反映分配不均現況
雖經濟成長始終是政府最關心的政策目標，但計算經濟成長的GDP盲點頗多；其中，民眾最為質疑的莫過於其無法反映薪資成長及所得分配。亦即在成長掛帥的經濟政策目標下，產業產值、廠商營收、出口金額為重要項目，不論是整體產業或個別廠商是否具有長期競爭力、潛力性，以對GDP的貢獻為前提，這些從多年以來GDP分配中，薪資所得占比持續降低，導致分配不均問題不斷惡化，或許可發現其端倪。
此外，加上疫情干擾、通膨威脅，在無形中更是讓薪資所得階層普遍有被剝奪的感覺。雖提供就業機會是產業的貢獻之一，但薪資支出卻又是達成產值營收目標的成本，在獲致盈餘達成股東要求下，自然造成所得階層薪資長期偏低原因。很顯然地，經濟成長果實無法普惠，是來自於結構性因素。在此之前，政府以紓困振興為名義實施「還稅於民」，雖在政治上是最為安全的作法，但此種短期紓困振興措施根本無法解決結構性因素。
回顧2016年5月政黨再度輪替，政府提出「創新、就業、分配」作為經濟目標，如果迄今能順利完成這些目標，勢必讓民眾的實質有所感覺。雖近年實質薪資逐年提升，但成長速度卻又頗為遲緩，一旦通膨發威，隨即反升為降，導致薪資所得占GDP比重持續降低。若以就業與分配的目標而言，經濟成長率並非是最好的經濟指標，更好的指標應是「實質薪資的成長率」或是「薪資所得在GDP占比中的成長率」。
在學理上，經濟目標的設定可以引導經濟政策的選擇。雖然目前政府所採取的經濟政策或許可以促進經濟成長，但卻又抑制薪資的提升與分配的改善。以政府補貼企業基本工資的政策為實例，調整基本工資本目的在於提高勞工薪資，若較高的勞工薪資是企業經營合理成本，則無法負擔較高薪資企業，必須謀求提高競爭條件，藉此獲致盈利，否則選擇退場。亦即政府以長期補貼無法提高薪資的企業，反而難以達到薪資提高成果。
幸福感不足，人均GDP超韓也無用
其實，近年以來許多國際組織在觀察各國政府治理經營績效時，逐漸揚棄傳統以GDP作為唯一指標的模式，嘗試調整以客觀的民眾「幸福感」進行比較，例如世界銀行以購買力平價指數為指標，觀察各國人均GDP。嚴格來說，這種並非橫空出世「創新」，而是可以較貼近民眾的需求或期待。
儘管透過「幸福感」，以作為建立政府政策是否符合民眾需求或期待的指標並非易事，然而無法否認的是，民主政治的本質是在於如何落實「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不過，其問題癥結在於，相對GDP具有較明確的數據作為「量化」指標，至於幸福感則是屬於「質化」指標，在統計上難以精準呈現真實現象，使得各國政府仍然遵循以GDP作為察治理經營績效良窳的指標。
在此同時，若政府對提高民眾幸福感的政策無所作為，始終以冷冰的GDP數據，高調炫耀台灣人均GDP跨越3萬美元門檻，或是大肆宣揚台灣在世界競爭力評比中名列前茅，各項競爭力指標領先競爭對手南韓；相對刻意忽略民眾實質薪資所得呈現停滯，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甚至隨著2024年總統大選即將來臨，罔顧財政紀律、無視公平正義，假借民粹旨意盲目進行各種撒幣補貼，以達到持續執政之目的，則執政再度輪替將會指日可待！
(本文刊於2023年8月22日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