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教育部的最新統計預測，今年（2023年）九月入學的112學年度大一新生人數，將首度跌破20萬人以下，僅剩19.1萬人，至於，到了127學年度的未來十六年間，大一新生平均年減3,400人、1.9％，若是以全部的大學生人數來看，明年（2024年）的113學年將一舉跌破90萬人，127學年更是只僅剩下71.9萬人，這已經來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顯然，少子女化之於高教海嘯及其所帶來的衝擊影響，將比想像之中來得嚴峻，也就是說，從私校到公校、從待退到不同年齡層的教職人員，以至於高端人才的國際競爭能力，均已呈顯出來某種難解的國家安全發展危機。
誠然，扣緊「個體—制度—大環境」的關照視野，直指出來的乃是上述少子女化趨勢之於高教海嘯的各項衝擊影響，這不再只是早晚問題，而是速度如何加惡於招致更大的社會性戕害，畢竟，少子女化的生育模式，早已在您、我出生年的當下，就預伏了日後包括就學、就業到就養不同生命階段，所必須要承受的生命之重及其國家最終責任，如此一來，關注之處就不全然是聚焦在究竟還有那些高校中箭落馬或走入歷史，而是須將生育型態、政經條件與全球趨勢，納入高教制度變革之於評估與設計的參數指標，就此而言，對於當前高教生存困境的應變措施，像是補助學雜費的差距、祭出專輔的強制退場手段，抑或犧牲私校以保住公校的零合對決遊戲，這已然是讓未來的高校發展，難以仰望於更多的高教天光。
冀此，少子女化生育模式而來的自然性人口減少，這使得新生嬰兒人數不足以達到應有生員規模的經濟範疇，如此一來，自然是要覬覦於引進境外生的社會性增加手段，以讓供需兩造得以達到某種市場存活的平衡關係，只不過，台灣一地的高教環境，又是否兼具國際化學術發展的競爭條件，這多少點明出來挖東補西、左支右絀的現今高教生存困頓，實乃是高教擴張、南向政策等等制度運作失靈的預期性後果；連帶地，從60歲過後的待退教師，到50來歲以迄於年輕世代的教職人員，近幾年來大學教師結構已然是出現Uber化的迷亂情境，也就是說，新科博士就只能從國科會博士獨立研究、大學專案助理教授、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抑或是在教授的專案計畫裡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等兼課或研究助理，以成為苟延殘喘的流浪教師。
總之，就其當代台灣地區人口數量的變遷景況來看，1961年有422,740名出生人口數和74,352名死亡人口數、1971年有382,797名出生人口數和71,385名死亡人口數、1981年有414,069名出生人口數和87,192名死亡人口數、1991年有321,932名出生人口數和106,284名死亡人口數、2001年有260,353名出生人口數和127,647名死亡人口數，以及2010年有166,886名出生人口數和145,772名死亡人口數，該項生死模式的工具理性推估，早已告知絕對不可小覷少子女化趨勢所可能帶來的衝擊影響，就此而言，從國中小到高中職的相繼關閉到高校的被迫退場，主管機關如教育部或行政院，抑是整個公民社會，坐以待斃於人治式、權謀式、短期式以及寧靜離職式的認知基模，這才是無奈以對之處。
（本文曾刊登於112.07.03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