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期中國正熱門的電視劇《狂飆》是一齣刑偵掃黑犯罪劇，講述的是2000年以來20年的黑社會進化史，而作為其「前史」的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形態，則開啟了21世紀初期的狂飆故事。與《狂飆》的故事背景相似，於2021年過世、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有深入觀察的作家曹征路，也曾寫過短篇小說《好人請舉手》，講述的也是90年代國企改革，群眾退出社會秩序的維護後，社會關係發生的巨大變化。《請好人舉手》通過中學生洪亮的視角描述了在下崗潮背景下，家人和朋友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放棄了對社會正義追求的故事。透過這兩個文本的閱讀，本文作者老田提出，當熟人社會被拆解，群眾不再參與社會秩序的維護之後，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迅速膨脹，而基層治安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因此他認為，基層社會治安和正義的維護過程，不能夠完全依賴公檢法這樣的高大上機構的專業化服務，任何時候都不能夠缺少群眾的自覺參與。在台灣，雖然政治民主化促進了各種司法改革與人權訴求，群眾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公眾事務，但隨著都市化消費社會的影響，常常這些政治參與所依據的是專業化服務的邏輯，政治與法律僅是侷限在個人利益上的選票和專業法條意見，重視的是服務好不好，反而忽略了整體社會改變的視野，削弱了人的政治參與能力。這篇文章提醒了，如何思考群眾不將自己依託於專業化的政治市場，而是能提升自覺的參與並重奪自己作為社會的主體，是思考社會改變與政治重要的問題。本文原標題：轉型時期基層社會秩序生產邏輯的瓦解及其初步體驗：《請好人舉手》的讀後感，轉載自食物天地人。
曹征路(1949年9月30日-2021年12月28日)，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深圳大學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說集《開端》、《山鬼》等。此圖是小說《請好人舉手》封面圖| 圖片來源：百度
一、一個中學生的「幼稚想像力」與觀察視角
《請好人舉手》，2002年發表於《上海文學》第六期。小說的主角洪亮是名中學生，在他家庭的親友圈內，大姑是當紅的歌星，小姑面臨著下崗，舅舅在大姑的幫助下承包了一個工廠，成為老闆。
小說以學校的80年校慶開始，這體現了文化搭台和經濟唱戲的流行設計，對於人脈和圈子經營，儼然體現為白道的創意經營手法。在傑出校友介紹方面，大姑洪梅作為名歌星，提名竟然被排在最後，這引起洪亮的不快。看起來，階級社會的階梯排序，官大還是比名氣大有用，洪亮與校長之間沒有共識，一切價值都有待於重估。
階級社會創始階段的社會景觀，社會出現高速度的階級分化，上流社會成員有很多底層親戚，家族化的社會區隔也還尚未形成。學校的班級中間，還有可能實現社會資本的「低成本動員」，所以，中學生洪亮還能夠依仗同學的小小交情，為小姑不下崗而拉上關係。在群眾不再參與基層政治與秩序建設之後，與權貴個體的社會資本，及其各種價值轉化帶來的收益，變得極其可觀，看起來這是更值得投入的新方向。
洪亮作為中學生，基於班上同學的交往與交情，為了避免小姑下崗，找同學幫忙，王同學沒有辦成，在梁同學那裡成功了。而透過梁同學父親的權力之手，則能夠在階級區隔塑造的早期，基於中學生積累的稀薄社會資本，去撬動權力之手，免除小姑的下崗厄運。
熟人社會內部的政治建設和秩序生產瓦解，這個地方，普通群眾似乎應該退出了，回歸個體和家庭；同時，對於上層和遠處的社會資本與認同，更值得投入，開始浮現並成為新的心靈寄託。與這樣的潛在高遠想像力對照，需要新的認同出場起作用，省隊打假球引發班級內部的辯論，還引領了男同學練球的熱潮。從階級政治到身份政治轉換的一個隱喻，人們需要尋找更小的共同體，並給予利益和認同進行重組，全局範圍的公共性與規則，統一的公共性與規則，近乎過時了。小說設定主角是一個初中生，內在地承載了這個想像力的某種天真與幼稚性。
洪亮本人對於世界和未來的認知，並沒有得到現實的尊重，他自己希望在體育或者文娛方面獲得發展，但是，卻被大姑拉關係一把塞進一中，去本地最好的中學，跟隨最強的一群老師讀書做題，被安排了一個「小鎮做題家」的常規軌跡。
洪亮本人很蔑視跟著老師指引，按照做題家的節奏走路，走在那條路上的班長吳小敏被俯視了，視之為馬屁精。在寫作《二十年後再回母校》中間，吳小敏按照舊的主流價值設計，一會兒想要當具有發明創造的科學家，一會兒關懷貧困人口去深山支教，這在洪亮看來都不具有主體性和自我，是明擺著諂媚和說鬼話。吳小敏的作為之所以不可信，兩個目標之間巨大挪移，相當於是一個隱喻：在個體看來都具有可欲性的價值目標之間——個體成功以及社會價值建設，現在，已經出現了確鑿無疑的不兼容關係，一個人到底是尋求個體成功還是社會效益最大化，這兩者之間不再具有一致性，而是具有尖銳的衝突——選擇了一個之後就無法選擇另外一個。洪亮原本沒有興趣寫作文，但後來受到刺激，就寫作文設想了自己高高在上與發小們的落魄相互對照，看起來，個體成功才是可信的第一位選擇。但是，對於公共價值建設的忽視乃至於退出，會造成另外的後果，小說結尾處以小偷持刀出場，檢驗了另外一個被忽視的價值目標的重要性。
舊時代服從分工，好好勞動和做人的舊價值觀，已經無效了，如果不是拉關係，小姑就難於逃過下崗的命運。與個體命運息息相關的共同體與規則，徹底解體，新時代需要個人奮鬥，積累多方面的資本，人脈資本的經營效果最為直接。大姑身在局中，需要應付各個方面的關係，本人也有各種優厚的人脈，願意在此積極作為，還想要找人把本市一個蹲監獄的局長轉到白茅湖農場來服刑。
「人情大如債」，放債經營可以期待還本付息，經營自己的人脈圈子積累社會資本，給自己找出路，這個經營方向也是新時代添加的新方向。
記得在廈門遠華案出來之後，流傳過一個很有說服力和震撼性的解釋，是說福建官場的「潛規則秩序」尚未確立，梁山上的座次尚未排定，內部長期扳腕子，所以老是出大案子；廣東就很領先，基本上沒有這種內部傾軋和大案。差不多的時候，到處都在傳說退休老幹部基於「紅眼病」大力反腐的段子。這樣一來，個體經營的人脈資本和圈子，就總是做不到嚴密，顯得到處漏風，圈內的分贓不均，圈外的紅眼病，都成為難於保險的隱患，人生顯得難於經營和保險了——就算是再會經營人脈資本和圈子，圈子與人脈關係的擴張，怎麼都趕不上源自內部和外部競爭的威脅力量。
基於這個不對稱的力量對比關係，後來，王同學的爺爺，梁同學的爸爸，都進去了，以至於損害了他在班級裡的政治規劃。同學的疏遠和失聯，成功的重要性與難得。然後，大姑也被雙規。隱隱約約地出現了新的上層社會中間，各種無規則競爭與傾軋，即便是對於成功者來說，這個社會也太危險，真有點「人心惟危」「朝不慮夕」的困境難於突破，甚至，看起來，個體奮鬥到上層之後，反而遭遇到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這些風險都還是不可保險的品類。
小說讀下來，色彩比較灰暗和不明朗，主體也不夠鮮明——可能也無法鮮明，畢竟沒有人能夠自誇可以看清楚前路。舊有的共同體與依靠解體了，這是很清晰的；而新的規則難以確立起來並良好運作，給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以新的守護力量，大家都不得不在探索與掙扎中間前行。中學生洪亮的幼稚與奮進，最後證明是很難經受住考驗的，大姑被雙規，還有小偷和那把刀子的有效威脅，再一次提出了問題或者疑惑。
小說中間，出現了潛在的對照。從前，群眾在單位制的熟人社會中間，參與政治建設過程與秩序生產過程，積極地批評壞人壞事，自己生產自己的環境秩序；現在，這個機制忽然消失了，明哲保身成為第一策略，壞人由此獲得了囂張機會，並對普通人的生存空間形成實際威脅。與此同時，勞動者自己的命運，再次回到「權力之手」的操控之中，如何與權力之手搭上關係則至關重要，似乎，經營這樣的圈子和為此進行高投入，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勞動者是不是應該退出日常的政治經營活動，轉而為自己的需要與利益擴張去經營人脈關係和社會資本？假設這是新的方向，問題依然存在，普通人往往夠不著這一層，洪亮也是基於大姑的特殊地位，才獲得一點經營成果的。這篇小說提出了普遍化的潛在問題，但沒有指出路徑。
二、人們對於新時代的「幼稚想像力」與實際體驗的衝突
小說以中學生洪亮為主角，敘述新的認同很容易幼稚地引入，但是，卻很難管用和有用；同時，那個時期的安全和秩序威脅確實開始出現，但人們在主觀體驗和應對策略方面，則被放大了更多，這是人們失去舊日依靠的主觀體驗。
小說最後階段，在小偷的一把刀的威脅面前，公交車上人人退縮，好人統統經不起檢驗了。在新的個體社會構建過程中間，沒有了單位制與熟人社會作為依托，個體在一個陌生人快速流動的空間裡，為秩序建設而主動付出努力的成本和風險都無法預估，為此付出的意願迅速下降到不足以支持門檻水平的正義需要了。
更為宏觀地回顧：熟人社會被拆解，群眾不再參與秩序生產之後，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迅速膨脹，國家機器的鎮壓成本迅速上升，而基層治安效果還往往不能夠盡如人意。這在反面揭示出，基層社會的秩序再生產過程，不能夠完全依賴公檢法這樣的高大上機構的專業化服務，任何時候都不能夠缺少群眾的自覺參與建設努力。
一些深度社會調查結論，就更不樂觀。賀雪峰教授說：毛時代的警察辦案，是一個人押著一群犯人，現在是一群警察押著一個犯人，差別在於群眾的支持與協助已經不再存在了。曹錦清教授則指出：從前黨群幹群關係是魚水關係，1980年代變成了油水關係（互不相溶，相互分層的，油浮在水面上），到了1990年代農民負擔問題嚴重之後，變成了水火不容的對立關係。
與此緊密相關，基層的管理公共領域解體——群眾參與不再成為秩序生產的支撐，治安狀況的維護，轉而依賴鎮壓性國家機器從外部供給。而鎮壓機器的單位運作成本十倍乃至於幾十倍提升了，即便是鎮壓機器也擴大了十倍以上，社會的治安狀況和秩序建設的水準也依然遠低於從前。
1990年代有關「車費路霸」的傳說，可能比實際犯罪數量與廣度，在人們的主觀體驗中間，被放大許多倍；然後，廣東地區開始在駕駛室懸掛毛爺爺相框或各種掛飾，真正的現代迷信開始出現了——替代傳統的鍾馗畫像，來祈求「菩薩」的保護和平安。公共服務和秩序的缺失，個體努力的無效，都體現這個被放大的生活體驗與「迷信回潮」中間。
在群眾退出基層社會秩序生產之後，對於上層和權力的社會資本經營，格外提升了投入意願，洪亮的大姑，就格外願意進行各種高投入，去經營這樣的圈子和關係，目的當然是為了以後獲得回報。
三、生活世界的秩序不足與問題
積極地進取性經營上層的人脈關係，總是有不周到的地方，還可能存在著潛在的覬覦者和無休止的再分配潛流，「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上層的競爭和處境都過於危險。洪亮同學的長輩，自己的大姑，都在這兒栽了。
經營人脈圈子追求利益的擴大是存在著巨大潛在風險的。可是，即使消極無為地滿足於日常生活也不是完全可靠。小姑的下崗之厄、小偷和他手上的刀子，這些都具象了日常秩序崩解帶來的潛在威脅，及其對於人們尊嚴需要的挫敗，最低限度的消極利益守護也出現了難於派遣的風險。
在小說的最後，小偷的猖狂，也是一個很好的隱喻，這發生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裡——不僅是先富先貴的圈子經營是靠不住的，而在一個沒有規則與公正的社會裡，如果沒有人願意為「消除對秩序的威脅力量」而付出努力，那就真的不會有秩序了。成功確實重要，但首先是需要一個足以支持人們安全與秩序需要的社會，在那個無序的社會裡，誰也沒有好果子吃。小偷只用一把刀，抑制住了所有的公正與事實表達。
在這裡，洪亮對新時代規則的適應，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境，他很願意以激進姿態去認可縮小的利益關係與認同範圍——支持省隊打假球，同時也樂於表現自己蔑視舊的價值規則；但是，當個體的基本需要面臨著威脅之時，還得不到及時的救濟，不管是來自私人的正義感，還是來自公權力的事後救濟，看起來都很遙遠。
向前走與向後看，都出現了嚴重問題，人生之路在價值觀方面，新時代與個人之間，現在有點兒卡殼了，也說不清道不明。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稿
二〇二三年二月六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