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就是官僚「將公共政策私有化，濫用公職牟取個人利益」。官僚掌握資源和分配、管制的權力愈多，就愈會用違反市場機制的干預手段，為廠商創造超額利潤，廠商再用回扣、賄賂的方式酬謝官僚。官僚也可以擴張並利用裁量權，制訂複雜的法規，冗長、不公開、不透明的審核程序等，給予某一群體不當的特別優惠待遇，或對其他人採取歧視性差別待遇，藉以換取本身利益。因此，管制性的政府，就是比生產性、重分配性的政府，更容易貪汙腐敗。
另外，若政治或社會環境缺乏課責、制衡的機制，例如缺乏公正超然的肅貪組織強力作為，或沒有獨立客觀的新聞媒體摘奸發伏，就會對官僚貪腐造就低風險條件，尤其貪腐被偵查、起訴的機率很低，或受罰的代價微不足道時，就更敢為所欲為。
因此，食藥署從去年自肥搶打疫苗，為國產疫苗揠苗助長，間接造成疫苗之亂，再到今年的該管的沒管好，不該管的又管制，造成快篩之亂，造成疫情失控，嚴重傷害民眾權益，卻能裝作若無其事，十足是「管制生貪腐」的一場官僚現形記。
其次，食藥署署長等官僚，防疫失當造成「仇恨值升高」，至今卻能老神在在，尸居官位；而上述吹哨廠商爆料之後，食藥署承諾啟動政風調查，竟回頭調查檢舉的廠商，證明目前對官僚的課責、制衡與肅貪機制正在不斷弱化。原因出自於執政黨一黨獨大，以黨領政，已無政黨公平競爭的環境。政府又透過黨政軍介入控制媒體，或用納稅人的血汗錢補貼豢養媒體，為政府擦脂抹粉或文過飾非，第四權幾乎消失，形成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剝奪人民知的權利。而肅貪的機構包括監察院、法務部（檢察、調查、政風）、司法機關也偏向為黨服務，甚至淪為黨同伐異的政治工具，已造成台灣民主倒退，成為官僚貪腐的溫床。
因此，解決貪汙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從源頭促進市場競爭，減少超額利潤，消費者成為最大贏家；或是解除管制，讓官僚沒有上下其手的機會。指揮中心說向國外採購與徵用之快篩劑已經到貨逾兩億劑，且國內廠商製造產能亦已提升，國內供應已「相當充足」，就應當尊重「供過於求，價格應下降」的市場法則，自動調降快篩劑的價格，減少廠商不當得利的機會。政府此時還不主動降價，還滿腦子的管制思維，就不要怪人民懷疑政府是藉管制之名，行貪腐之實。
當然，敢法辦自己人的肅貪組織，以及不被政府收買的媒體，更是除貪防腐的關鍵。就請監察、司法、檢調單位，從快篩之亂中涉嫌貪腐的案例，法辦幾位指標性的官僚，否則納稅人只剩下用選票肅貪防腐的機會，豈不悲哀？
(本文刊於2022年7月12日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