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關於開學打工族的調查結果顯示，開學之後，會有90.1%的大學生有計畫在新學期打工，此一比重除了高於去年（2021年）的88.4%外，更是創下九年以來的新高，這也使得相與衍生的變遷意涵，宜有其復歸於從關鍵名詞化、名詞概念化、概念脈絡化到個案通則運用化的論述思考。
誠然，走過制式教育來到了開放學習型態的大學生活，這也讓「打工」成為大學生用以累積人生經驗的一項社會資本重要資產，如此一來，從優勢觀點以正向看待大學生的打工行徑，實屬必要，只不過，從諸如打工、兼差、時薪、需要、想要到磨練、學習、蛻變而來的打工認知基模概念，背後所表述的變遷意涵及其從『疫情年』到『疫青年』的可能衝擊影響，亦有它加以審時度勢之必要，畢竟，這當中糾結的實乃是從未成年人到大學生、從本份到兼職、從不得不打工到有所規劃的工讀、從打工到另類就業、從賺錢到精進學習、從人性到勞動剝削、從見習到應變能力，以迄於從顯性到隱性等等多重目的功能，如此一來，作為某種整體社會事實的打工情事，自當是不能侷限於各自的境遇經驗，而是有要從個案以延展到結構性意涵的通則化探究。
事實上，從該項關於開學打工族的調查結果，顯現出來的是有高達九成以上的大學生，都有打工的意願，如此一來，從主觀想法到客觀能力、從個人條件到工作要求以迄於扣緊百工百業而來的勞動樣態，那麼，關乎到打工的個別情事，就不單單限縮於供需之間的隨機媒合，而是包括大學生、家長、校方以及政府機關，如何啟動諸如自我探索、職業重建、勞動權益、理財計畫、生涯規劃等配套措施，以此觀之，過於將打工歸屬於私領域的個人作為，進而漠視應有的策進作為，這也讓長久以來的大學生打工行徑，依舊是停留在低階、低端以及低薪的諸多迷亂景象，尤有進者，頗多本末倒置的脫序情形，對於打工有著更多社會性烙印的標記，而無助於透過打工的社會性參與，以臻至對於生命轉向的可能接軌。准此，在這裡的思辨真義，理應就其打工之前、打工之中及其打工之後的各種預期或非預期性影響，進行親代或師生的另類溝通討論，以讓包括大學生本人、父母家人、同儕友人以迄於工讀場域同仁，鑲嵌並成為該項社會性投資的重要他人。
總之，這項民間單位所進行的應景調查，不應淪為某種議題聚焦的另類行銷手法，而是須進一步正視「打工」作為時下新生世代某種重要的社會化途徑，如此一來，家庭、學校與政府的三位一體，如何守護這群即將接棒的主人翁，這也讓打工協力的相關策略性規劃，有其回應於目標管理的基本提問。
（本文曾刊登於111.08.29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