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的身障者犯罪事件，背後所潛藏的結構性意涵，卻是有其嚴肅看待之必要。
話說：發生於日昨的一起隨機性侵女子犯案，卻因為嫌犯本人領有身障證明，而讓過往的犯行、裁罰、處遇及其配套措施，一一揭然曝光並且有其從社會安全網到社區漏洞網的延伸性思考，這是因為：該名的蔡姓嫌犯，自2020年5月10日起，總計涉及有19起性騷擾案件、2起妨害秘密案件、4起妨害性自主案件，而被警察局、社會局、勞動局拘提、裁罰共25次，但是，依其＜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的相關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而讓蔡姓嫌犯得以減輕處罰，如此一來，領有身障手冊者可減免二分之一的裁罰，除卻不佳的社會觀感外，無奈的身障父母、家人及其無力的善後能力，更是足以突顯束手無策的守護機制設計及其運作失靈，對賭的乃是更多無辜他人的身心戕害。
事實上，對於蔡姓嫌犯的犯罪行為處遇，也顯現出來系統不協調、服務不整合的諸多弔詭，這其中糾結的困頓、困境或困難之處，包括：從初犯、累犯到慣犯；從責付家長到求助教養機構無門；從預防性拘押的看守所監管到暫行安置的強制住院治療；從剝奪人身自由到波及無辜他人；從緊短安置到中長期安置；從用藥醫治到其他輔療；從社會秩序維護法到其他法令；從統一裁罰到減輕處罰；從一肩挑起的父母難為到國家責任的最終父母，以迄於從社會安全網到社區漏洞網，顯現出來扣緊「個體－制度－大環境」的論述架構，那麼，對於該起犯行的審視，就不單單只是侷限於個體範疇的犯罪行徑，而是如何就其衡鑑機制、身障家庭、緊急監護、教養機構、精神醫療、社區處遇、治安熱點、治安會報、社會安全網及其網絡權責單位的共同防治等等結構性環境，以思索對於加害、被害以及相關利害人等的保護、防衛機制，更遑論訴諸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意識提升」、「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獲得司法保護」等等身障罪行嫌疑犯的權益保障內涵。
總之，該起不定點、不定時、不設定對象且防不勝防的身障者犯行，直指出來豈止於未爆彈的該名高危險人口，而是如何針對身障者的犯罪歸因、犯罪行為及其後續配套作為，以進行串聯性、貫通性的鑲嵌思考。
請用文明說服我們，對於身障者相關事項的權益保障，切莫便宜行事且有濃厚的道德性指稱。
（本文曾刊登於111.09.12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