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這篇文章，劉先生記錄了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出獄後北上參與夏潮、如何進入台大新聞所就讀的經歷。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全景
母喪
記得1987年7月14日台灣當局宣佈解除軍事統治戒嚴狀態，我於是從火燒島政治犯監獄被釋放。不幸的是，母親在我返家前一周過世（她一直在等我回家無法閉眼！），她已經因為腦瘤、糖尿病等臥床七八年，經常昏昏迷迷不省人事，但只要大姐或三姐來探望她時，提到「國基仔」的名字，她就睜開眼睛，用力傾聽有關我的音訊。
根據台灣習俗，母喪之後從遠方返家的不孝子孫必須跪著爬進自家大門廳堂，有的鄉下規矩，甚至必須從一進村莊門口就下跪爬行，嚎啕大哭。另外，在料理我完畢母喪之後，我跟大姐必須去娘舅家問訊，也是要跪趴著進入母舅家中，直到母舅親自拉你起身，這是探尋對方是否願意延續跟我們的親戚關係，因為母親過世了，關係線也斷了。
二舅拉我起身，流著眼淚對我說：「是我讓醫生將你媽拔管的，龐大的醫藥費用讓你弟弟都負債累累即將破產了……」二舅說他們也不知道七天後我就能夠出獄了， 否則再咬緊牙關也會支持到我回家吧。
也許這就是所謂「命」吧！據說我父母連續生了三個女兒之後終於有了我這個「後生」（台灣閩南語「男兒」），欣喜欲狂，連忙找到我們祖父輩就熟識的一位福州堪輿命相師傅劉智遠來推算我的八字流年。據說那老師傅就已經算出我將來會坐牢，而且父母不死將無法返家。但是這一點我父親似乎不信。
火燒島
1978年1月12日新聞報道國防部軍法局起訴我們叛亂罪
果然1977年秋天我在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二年級開始撰寫畢業論文了，突然被抓入獄。（另章敘述）1984年春天我父親過世。我在獄中絕食鬥爭15天，加上難友們協力和黨外立法委員的拼搏，終於獲得特准包機回家奔喪。到了1987年夏天我終於可以恢復自由回家了，母親卻在我出獄7天前被拔管斷氣。
除了傷心認命，我不責怪任何人。我跟家人們一起辦完母親的喪事，送上大肚山墳場埋葬。過了頭七，我收拾好行李想離開台中老家，奔赴台北尋找一些「老朋友」，看看當今社會狀況再圖謀未來生計。
不料要離家前兩天，我小學時代一位鄰居女同學陳玉娩，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冒出來，把我堵在村口路旁，流著眼淚看著我，手裡握著三千塊錢塞進我手裡，什麼也沒說，掉頭快步離去。她是我青梅竹馬的發小，家裡種地也在我家附近。他的父親跟母親和我父母都很熟悉。許多小學同學都相信我們「就應該一對」。她跟我三姐也是閨蜜，無話不說。
1977年11月初我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的特務逮捕，消息傳回老家後母親當場昏倒，父親馬上中風。從此兩個老人都臥床不起。雖然三個姐姐經常回家接濟，但主要重擔還是壓在弟弟跟弟媳婦身上……
我先是在保安處看守所羈押偵訊，起訴後送到國防部軍法局看守所，等判決12年確定之後，被分派到看守所的洗衣工廠去勞動改造。主要負責登錄檢查進出廠衣物的數量跟質量。這個工廠每天都有8個囚犯可以跟隨軍用卡車去外面收送衣物，而且在台大醫院、三軍總醫院跟榮民總醫院還設有洗衣門市部。
這些門市部會由一位老士官帶頭，搭配兩三位囚犯幹活接待客戶。一般是由貪污罪被判刑的國軍軍官才有機會出去，他們通常在國防部還有些關係照應。他們早出晚歸，互相協調合作，搞好老士官的信任後，甚至可以回家看老婆孩子或處理私人事務。例如從日本返台結婚不久就被逮捕判刑的獨派政治犯、牙醫師陳中統，因在軍法處看守所擔任監獄囚犯醫生，跟所內官兵和家屬都看過病，有一定交情。他就能夠獲得通融，利用給官兵家屬看病機會「出差」──出去、回家、探親，最後還讓老婆大肚子懷孕。他家裡有位管區警察搞不清楚狀況，還跟陳中統的母親舉報，說你兒媳婦不守規矩，丈夫坐牢，她怎麼「討契兄」懷孕了？這個婆婆沒好氣地回答，乾你屁事。（討契兄是閩南語，偷漢子的意思。）
不過，政治犯中也有少數（家庭富裕的、冤錯假案的以及「表現良好的」囚犯）在買通看守所領導的關係之後也可以出去收送衣物。像陳中統、呂建興、荘信雄、蔡意誠等等。由於有機會在台北市待上8個小時，幫忙難友處理一些事情在所難免。除了夾帶一些煙酒書籍雜誌（主要是黨外雜誌！）進入洗衣工廠，我還托人約見了大學同學，通過「地下鐵」郵寄禮物給國外友人，還帶進整套英文版的列寧全集。
看守所內審查過的書籍都會蓋上「祝君健康」的藍色印章。我找外面的朋友複製了這種一模一樣的印章，蓋在列寧全集扉頁上。有一次獄中安全檢查被搜到了，輔導長數次逼問書籍來源，我一口咬定「你們審查後發放給我的！」
此事不了了之。輔導長也很清楚再追究下去，問題更多。看守所管理官員有很多人要倒霉。因此，就把他們認為「不安分」的囚犯送去火燒島以絕後。一般留在台北看守所服刑的囚犯一聽到吹哨子緊急集合要送人去火燒島都很緊張，尤其有家庭常接見的受刑人。
我倒是無所謂。真的無所謂。
坐牢第三年相片
不過此後要去火燒島會見的父親、母親、大姐、三姐他們可就折騰了：坐十幾個小時火車到台東，再從富崗碼頭換船一個多小時到綠島。風浪大的時候，暈船特別厲害。來回一次至少四五天，花錢不說，體力招架不起。
牢門一入深似海。我每天看書打坐，心如止水。日子在無感不覺中渡過。只有當春天復活節到來時，從監獄鐵窗瞭望遠方懸崖峭壁上，開出一朵又一朵的白色百合花，對照著墨綠的山壁，彷彿黑夜裡一群星星閃爍。
「啊，春天來了。」
內心顫抖地告訴自己。一面吟誦著王昌齡的閨怨著名詩句：「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嗯，為什麼楊柳抽芽變綠的時候，少婦就要發愁呢？我不知不覺地琢磨起來：因為，啊，春天來了。
李白《春思》詩句：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我終於搞清楚了，明明詩人自己在思春，卻誣賴美人在「春思」。耀眼的柳色、惱人的春風……寂滅的坐牢心境也有泛起漣漪的片刻。
母親與大姐到火燒島來接見最後一次！
玉娩同學
在火燒島監獄每年國際人權日或有囚犯被迫害時，不分左派右派統派獨派的政治犯們就會串聯難友們搞幾次絕食鬥爭，其它時候一般平安無事就「坐太平牢」。其實我更個人是害怕親人過來探監的，因為絕對沒有好消息，親戚非病即死，而且貧困潦倒的朋友們噩耗頻出。
有一次三姐陪母親來火燒島探視，突然告訴我說「玉娩嫁人了，是個二婚的混蛋，你小學同學梁某某。」我一聽，木然。真的沒有任何感覺。坐牢久了，有時候，一個消息要經過幾個小時、幾天、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才會在大腦內發酵激蕩，情緒澎湃乃至於火山爆發。
三姐又說：「玉娩在你坐牢後一直想進我們家門來替你照顧爸爸媽媽。」但母親害怕耽誤玉娩的幸福前途，不敢接受。幸好沒有，否則「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我們火燒島政治犯的生離死別家破人亡還少嗎？
這些事情我出獄前已經知道，加上這次我離開故鄉前夕玉娩送我路費，讓我一輩子感念。但當我在台北相對比較安定之後，卻聽說她死了。我趕回故鄉去她靈前追悼，她那混蛋老公看著我傻笑，旁邊有個四五歲小女孩，模樣跟玉娩小時候完全相似。我不用介紹徑直走到女孩旁邊，抱起來說：「媽媽走了，想哭就哭吧！以後有事情就來找我。」
我塞了一包鈔票進她懷裡。我淚眼婆娑，告別玉娩遺像。
北上
記得1987年夏天辦完母喪要北上時，大姐堵在家門口不讓我出去。她說她答應過母親要照顧我，不讓我去台北，以免「被人帶壞」。
我跟大姐說：「我是火燒島回來的。在台灣，我們就是最壞。」只有我們帶壞別人，不可能還有人帶壞我。我用力推開大姐身體，大步離開故鄉農居。旁邊弟弟跟弟媳婦都不敢攔我。家人們覺得關了十年的人回來好像精神都不正常。
直到1992年8月我考上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新聞研究所後，我大姐才私下跟家人們說：「看來國基仔並沒發神經──一個發神經的人怎麼考得 上台大？」
夏聯會主秘
北上之後我就被安排去剛成立的「夏潮聯誼會」擔任主任秘書。台灣解除戒嚴了，各種被壓抑了四十年的社會力像睡眠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台灣黨外運動集結，解嚴前一年的九月就成立「民主進步黨」，在意識形態方面仍以「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台灣前途住民自決論」來包裝台灣獨立的訴求。
因此，台灣黨外左翼統派人士無法認同，在1987年5月另外籌組夏潮聯誼會。基本是由70年代《夏潮》雜誌以及後續左翼系統不同雜誌的編者、作者和讀者以及部分「老同學」（老紅帽子政治犯）以及「關二代」（政治犯的子女）共同組成。
夏聯會會員包括不少知名教授像王曉波、尉天驄、王津平等；著名作家像陳映真、王拓、施善繼、詹澈等；著名新聞記者像王杏慶、楊渡、陳國祥等和民歌手楊祖珺（也是左派社運人士）、王永以及社會運動人士像石文傑、汪立峽、盧思岳等，還有台灣少數民族詩人莫那能和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瓦歷斯．諾幹等等。當然還有老紅帽子政治犯像林書揚、陳明忠、蔣碧玉、劉建修、劉喬木等等。
本來夏聯會的會長是台灣鄉土文學作家王拓，主任秘書是社會運動家盧思岳。我出獄後不到三天，王拓還代表夏聯會去台中大肚老家探望守制中的我，送來夏潮朋友們的慰問金。在我守孝期間，王曉波、楊祖珺、宋東文、李復中、方守仁等夏潮同志也趕到我大肚老家看我。
1987年夏天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王義雄跟台灣左翼系統的老政治犯陳明忠、陳映真等談判計劃共同組織「工黨」，王義雄擔任主席，王拓就過去做工黨秘書長，盧思岳當副秘書長。這多少算是夏聯會的分裂或「分工」吧？王拓跟陳映真他們支持迅速成立工黨，抓住台灣社會脈動，讓台灣無產階級翻身。王曉波則認為台灣還沒有左派能夠掌控的勞工團體，希望首先加強勞工群眾的宣傳組織，等到全島有幾十個像樣的具規模的工運組合，再宣佈集合組黨。夏聯會會長就由副會長黃溪南扶正，我過去接任主任秘書。一般戰略決策由執委會和評議會會長楊祖珺、王曉波教授等商議，我負責執行。（另章敘述）
發神經報考台大
其實，我考上台大新研所的確是「發神經」才去報考的。
我1992年從馬尼拉回到台北之後在《海峽評論》雜誌社打工。有一天看到另位小編輯許銘義在桌上堆了七八份各大學研究所的招生簡章，我好奇地拿過來信手翻閱，然後發現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考試科目幾乎無從準備，因此不必準備。我隨口跟許銘義說，台大新研所不必準備就可以考。他生氣地回答：「那是全台灣最難考的研究所！」
我不假思索就用台語槓回去：「恁爸考乎你看！」（老子考給你看。）於是我就只好「發神經」去報名參加考試。於是就考上了。
我1987年夏天從台中鄉下坐車到台北就先去寄住在王曉波教授新店家裡頂樓加蓋的違章建築樓層里。一見面，王曉波就拿出兩萬美元的鈔票給我，他說是美國的朋友們共同捐款，要我去美國讀個博士再回來。我把美金丟回去給他，生氣地說：「我關在火燒島讀了十年書，毫無屁用。現在誰再叫我讀書，我就揍人！」因此這次「變節」又回鍋去考研連我自己都感覺莫名其妙，似乎冥冥之中有股命運的力量在推動。
記得讀高二時我在台中一中當校刊總編輯，每天忙著聯繫校外作家或請公假在印刷廠編輯校對，經常曠課，數理化的課程漸漸落後同學。當時李敖的母親在我們訓導處生活管理組，每當見到我又來請假，就撇著嘴角諷刺我說：「你啊，現在出風頭，將來吃苦頭！」
父親真的擔心我考不上大學。有一天劉智遠師傅到我們家做客，爸爸就請他幫我看看能否考上大學。劉大師攤開我的左手手掌細看，接著又攤開我的右手手掌與左手合併一起再三端詳，然後再盯著我的面相打量半天。終於，他跟我父親保證，這個孩子不止可以考上大學，不用擔心。我父親緊接發問「難道還能讀博士不成？」劉大師笑笑不再說話，告辭出門。
於是跌破許多高中同學的眼鏡，我真的毫無準備就考上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大二又轉學到輔仁大學，畢業後竟然第一名考進輔大語言學研究所。不過還沒讀完就被考進「火大──火燒島大學」去深造十年。
難道考上台大新聞研究所也是命運的安排？
台大新研所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效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創辦的模式，是培養新聞記者而不是新聞學者。哥大新研所會把不同專業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在錄取後經過一年課程培養成一流記者，並不特別歡迎新聞系畢業的學生。畢竟，要把經濟系畢業的學生培養成一流的財經記者，怎麼說，都比把新聞系畢業的學生培養成財經記者要更加容易。
台大新研所入學考試分筆試跟口試。據說報名者有六、七百人，筆試合格20人才有資格進入口試。筆試考國際形勢、英語跟作文。後兩科我得心應手，國際形勢那科考卷極難，我可能30分都考不上。但我很慶幸，實在太難了，大家都不會。因此，我進入口試名單。
口試由美聯社資深記者Neil Robins、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法學教授傅崐成三人為主考委員。全部英語進行。在聽完我的英語自述後，開始發問，包括什麼是「一國兩制」、什麼是「德國模式」以及如何看待海峽兩岸問題等等。
口試只有三個分數：40分的立刻淘汰，90分的立刻錄取，60分的比較你的筆試成績。我很僥倖，進入90分序列。錄取了。
在新研所接待室等待口試的時候，所長秘書林佳瑩小姐看到我的住址，跟我說，她有個女同學住在我家對面，剛生小孩。「我的孩子長大了，許多嬰兒衣服跟玩具不要了，拜託我帶回去給她同學。」我當然爽快答應了。沒想到，這救了我一命。
到了九月初，有一天下午三、四點鐘，我忽然接到林小姐的電話，語氣非常急促說，今天註冊你為什麼不來？我說不知道啊，沒人通知我。她說大學校務處統一用回執雙掛號通知，怎麼沒有？她叫我趕快搭計程車趕去研究所註冊，她等我。
我的的確確有收到台大教務處發來的回執雙掛號郵件，裡面有應該有九個文件，但我只收到八個，最重要的那份「報到通知書」沒有。被抽掉了。真的沒有。據說，這份丟失的文件裡面寫明「請於9月4日到研究所報到註冊，逾期不報到，視為棄權，由備取生遞補。」我跑去台大教務處拍桌子吵架，質問他們為何漏寄報到通知書？他們說，不可能，每個郵寄文件都有兩人復查校對後才郵寄出去。
頓時明白了。不是台大教務處搞我，也不是新研所。問題出在郵局的安全檢查組。這些警備總部遺留下來的歷史蟑螂還控制著特務系統，即使台灣解除戒嚴了，即使李登輝上台了，都沒有用。
效忠美國利益的台灣特務系統還在為美國政府持續壓迫主張統一跟社會主義的台灣同胞。即使政黨輪替了兩次，到了2010年，在審查白色恐怖時期不當判決的政治犯賠償問題時，這些特務們還通過他們的前台代理人，美其名曰，審議委員會，把我們「台灣人民解放陣線」一案做掉，不予賠償。
後來有一天下午我有事情進入台大新研所所長張錦華辦公室詢問，不經意瞥見她書桌上有份打開的公文，應該是國民黨台大校黨部，代號「孔知忠」（各國立高校按照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排列）發來的，主旨就是「劉國基在貴所就讀，要嚴加提防」。張錦華看見我的目光，連忙折起公文，放進抽屜。
這是1992年的台灣，被西方媒體標榜「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已經掌控全局。而孫立人的副官馬上校在疾馳的火車上被推下中壢摔死、尹清風上校因軍火採購案被棄屍花蓮外海、桃園縣長劉邦友在自宅被行刑式槍決等等，都是在「民主先生」麾下完成。
【20220623天通苑西一區，5900字】